一個年輕人的消亡

2010年12月22日
文字:GOAT
 
長輩常告訴下一代「歹路莫走」。「歹路」的定義可以廣泛地指涉為「對你未來薪水沒有助益的」、「徒增負擔」等,在撐起政經體系運作的中流砥柱 (意即我們口中的「大人」) 所認定的「不正經事。」
這是家父長制的教育體系帶給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遺毒。上一代與上上一代經歷白色恐怖、戒嚴時期和政黨輪替,足以讓社會大搬風的歷史事件,家父長制的宗旨就是以「保護」為底的反智主義,辛苦的上一代無非希望下一代過著已經被打點好的舒適生活。但在過度保護的社會風氣之下,與家父長制那般對事業有成的期望相牴觸的兩冊韋伯志業理論,那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思想私有化
家父長制要求絕對服從─對學習上和血緣上的長輩、握有經濟實權的人,絕對反對從屬者有任何思想上「逾越」的行為 (這通常會被解讀為挑釁),希望大家最好「依循著前人篳路藍縷開拓的道路」,依賴現存體系過活。

因此年輕的一代在大學教育前,鮮少被灌輸追求課本以外智識的概念,這導致你的思路只要稍微與眾不同,馬上就會被貼上「不合群」、「叛逆」等標籤。但是,知識與思考本來就不該是私有化甚至是從屬關係的東西 – 他們應是屬於所有人的,而不是高級知識份子的特有權力。

種草莓的人

諷刺的是,我們這代─被稱為「草莓族」的這一代,在失去了選擇的權力之後,只能繼續承受家父長制的淫威。握有傳播實權的媒體人近年製造的電視節目,提供了大量高消費性的娛樂資源管道,台灣的消費文化有愈趨精品化的現象;再加上如偉忠幫製作的節目─〈大學生了沒〉:一堆大學生在喧鬧、〈康熙來了〉:男女話家常─提倡「只有更貴,沒有最貴」的精神。這些除了表彰消費文化,對於多數年輕人,普羅媒體無法提供智識上的啟蒙,諸如對於既存社會現象的思考、對於自己興趣所在文化區塊的探究等,我們簡直失智了,一代比一代還笨。

消費主義主導的社會氛圍下,時代的標竿就剩下買進賣出的損益比,造成生產者永遠是那些人,而消費者也鮮少有晉升為生產者的流動,這勢必會導致文化的內耗。《阿宅,你已經死了!》的作者岡田斗司夫曾訪問某聲優後援會的人說「既然你們這麼喜歡某某聲優,那為甚麼不組織起來幫他辦個活動呢?」對方只回答「原來可以這樣啊!」問題可見一般:我們不知道自己能做甚麼,畫地自限,結果是普遍失去文化
的創造力。

 
大人的二三事


於是,政治、經濟及時事等社會參與,被視做瑣碎且不討喜,全部被概約化成「大人該作的二三事。」年輕人在乎不讓自己受傷、害怕的事。加上存在主義及解構主義流行的殘害─如蕭沆在《解體概要》中提出「一切的存在都是不幸的」一種向內的情感發展,使韋伯的政治與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似乎變成了遙遠的理想。

近年流行甚麼東西後面都要加個「後」 (post - )。 「後」這個字有解構的意思,亦即解構上一代思潮所建構、競逐後再現的時代精神。而解構主義作為結構主義的悖論,自然是以自身情感作為出發點來省視這個世界的作法,諸如後龐克、後搖滾、後哲學等。的確他不失為一種方式關懷社會的方式,但是當這類型的思潮充斥在年輕人之中,這個世代會失去一種普遍向上的力量。因此,掛著單眼相機的文青不能文以載道,終究只變成一堆咿咿啊啊的東西。

社青現在雖然有如農村鎮線等組織出頭,但是還是以學者帶領學生為主的方式運型,這只是權宜之計,但對於學運的培養並不是太好的典範;憤青不用講了,但這也跟他們不懂得妥善運用自身的憤怒有關係,始終流於一般的憤世嫉俗。嗚呼哀哉! 年輕人無以為繼!

而今,我們都知道這個社會的問題在哪裡,卻總是迷失在上一代的保護管束與我們發展新一代文化的成長陣痛期中。但年輕人總有一天也不再年輕,也是時候輪到我們去解決問題,問問自己能為社會做些甚麼了;用「呼籲」這兩個字似乎在同儕間顯得架子太大,因此我們當與志同道合的人先凝聚共識,接下來再一鋤一鋤地慢慢耕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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